口罩攻防战:疫区内外的拉锯与妥协

口罩攻防战:疫区内外的拉锯与妥协

特警为押运口罩而来
“我现在受我们市里委托,把口罩留给家乡。今天特警派车过来把口罩拉回去,因为怕中途被人截了。”在电话里,刘景善声音沙哑地对AI财经社说,他已经在江苏的一家口罩工厂连续盯了数天,洗不了澡,也没睡好觉。
刘景善是安徽一个专门销售N95口罩的经销商。他的老家在安徽一个地级市,当地没有口罩生产企业,而安徽又不是疫情重点关照区,所以当地的口罩供应变得尤为艰难。两天前,当地市委书记与他见面,希望帮助解决当前的口罩供应困境。他从未想过,自己这样的小生意能引起市委书记的注意。“现在我自己的线上业务已经管不了了,只能服务我的家乡了”。
在市政府的干预下,刘景善昨天又和口罩工厂重新签订了合同。在疫情到来时,工厂毁约的情况屡有发生,对方以政府征用的名义拒绝了他的发货需求,好在刘景善家乡的政府出面,问题得到了解决。

几日前,随着疫情持续发酵,口罩等物资在全国各地都变得异常紧俏。几乎所有正规的口罩厂都被政府统一征用,并被要求优先满足当地的口罩需求。
政府管理的好处是,遇到原材料短缺和人工短缺的情况,政府会出面帮忙协调。“前几天原材料和人工还是蛮紧缺的,现在政府力量加入之后会有些缓解。”浙江朝美公司总经理林焰民对AI财经社说。
“这个阶段,行政干预是对的。”刘景善也对当前的政府管控感到满意,在供需不平衡的当下,平时不起眼的东西变得非常敏感和紧缺。每一个人的心态都变了,任由市场调节反而容易混乱。事实上,政府的指导价充分考虑了工厂的成本和利润,“甚至比我之前给人代加工的利润都高”。
当然,由于大部分口罩产能由政府优先供应一线,市场上能销售的专用口罩变得极为有限。
“对于线上而言,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无货可发。”刘景善说。目前,各电商平台的正规货源已经非常稀缺,而且天猫等电商平台的规则相对完善,再加上商家之间的透明竞争,缺少投机倒把的空间,所以线上涨价的幅度一直要远低于线下。在天猫,刘景善销售的一次性口罩,50个的价格从29.8元涨到了39.8元,“我如果把这个货放到线下,至少一个一块钱。”
这样的调配方式,能让一线医护人员拿到口罩,但也导致了没有口罩厂的城市陷入窘迫的境地。
1月28日,林焰民把经销商和电商渠道的货都停了,全部货源交由浙江省经信厅统一调配。“现在是保障前线最需要用口罩的人群,其他的我们也无能为力,因为这个缺口真的太大了。”
他生产的是等级最高的医用防护KN95口罩,产能低,每天只能生产20多万只,主要是为一线医护人员提供防护能力。当地政府给他留出了至少20%的利润空间,政府人员已经在他的厂房里驻扎,外面也派了公安保护。外面的人不能进去,里面的人也不能出来,吃住都在里面,保证员工不会被感染。
即便如此,有限的产能还是让各地捉襟见肘。林焰民透露,当地现在只能保证最一线部门的供应,比如医院和疾控中心,而环卫、电力等二三梯队的部门则几乎拿不到口罩。

在湖北,口罩厂商稳健医疗在致消费者的一封信中透露:“春节期间我们生产的口罩几乎90%供给医院”,甚至不能保证供应其线下销售门店的员工。一份由湖北省出具的文件则指示稳健医疗(黄冈)满负荷生产,所生产的口罩及防护服交由省防控指挥部全省统一调配。
在一份江西进贤县政府部门出局的红头文件中,当地政府呼吁,本地经营电商的医疗器械企业,优先保障江西省内及部分重点地区一次性医用口罩的供应。江苏徐州市政府则调配了境内四家口罩企业,“50%的口罩由市中心医院收储为市级储备物资”,“其余部分…销往本市。”
浙江绍兴市越城区政府下发文件,对当地振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口罩及防护服进行“统一调拨分配”。
各地对医疗物资的严防死守,也被做志愿者的王丹丹察觉了。1月28日,群里一个小伙伴告诉负责物流协调的她,现在有些地方政府开始不允许医疗物资外流,捐助物资不一定能从一个地方出来。于是,她立刻通知一位正在捐献的志愿者组织,“要先跟受捐赠的医院联系上再发货,如果直接寄过去,当地医院很有可能是收不到的。1月27日,某地就卡了好几十车物资。”
她还告诉AI财经社,湖北某县的防疫指挥部,为了20个N95口罩都会亲自开车去取,专用口罩已经变得非常抢手。“1月28日那天,我看到有一批5000件防护服捐到武汉一个地级市,我赶紧给那边一个县镇医院打电话,让他们去帮忙接一下。如果是给你们医院的当然好,如果不是,你们就顺便往自己那边截一些,反正见者有份。”王丹丹已经总结出了抢物资的“斗争”经验。
“按照未来4天统计,浙江医用外科口罩缺口400万个,医用防护服缺口近2万件。”1月27日,浙江省经信厅披露。1月23日,工信部部长苗圩在天津调研口罩等生产情况时说,我国口罩最大产能是每天2000多万只,在30多家企业复产的情况下,产量已经恢复到一天800万只以上。不过,这样的数据,在疫情防控的持续压力下,缺口依然巨大。
谁在哄抬价格?
在缺口面前,大量嗅觉敏锐的人涌入口罩市场,从事投机倒把的活动。
志愿者王丹丹的手机里现在有几十个微信群,包括武汉援助群、医院物资作战大群、某某校友会大群,她发现群里很多是二道贩子。1月27日,她去采购的医用手套是0.55元一双,第二天变成了2元一双,“很多人在里面炒价格”。王丹丹说以后不做采购了,只帮医院做对接,“我们这些志愿组织自己筹钱去采购,实际上是花钱把物资的价格给炒起来了,二道贩子在里面赚钱”。
她第一次注意到武汉疫情时,KN95口罩的价格是8块钱一个,1月28日那天最便宜的口罩是25.6元一个,“还是那种资质不全的,四五天时间涨了这么多价格,我跟他们说坚决不买”。
王丹丹这几天一直不敢花钱,一边是拿着善款,另一边是骗子和二道贩子横行。“实际上,你是在跟其他志愿组织对同一个供应商,你们俩相互叫价,把这个价格越炒越高。”
口罩涨价是市场需求,但囤积居奇、倒买倒卖的行为在灾难面前显得吃相难看。
刘景善在做口罩的代理和线上销售。他发现,之前口罩都是通过经销商销售,这次疫情爆发之后,很多工厂旁边的小超市和商贩,就涌到厂里,工厂索性就变成了零售商,直接在工厂卖了。如果按照现在市场行情来看,工厂的零售价并不是很高,但是给到的这些人又进行二次销售,最终大幅度推高了价格。
林焰民生产的最高等级的KN95口罩,出厂价普遍在4元左右,最多不会超过6元。但朋友和经销商经常发截图给他看,现在他生产的口罩在市面上卖几十元钱一只。“我们是没办法。我们做了几十年的口罩,不可能去发国难财,大部分是这些经销商在倒卖。”林焰民开始协助工商和公安,打击恶意涨价和假冒伪劣的行为。
林焰民透露,现在还有一些小口罩厂,为了追求最高利润,在人为抬高价格,“哪怕我的厂里面,我的下级经销商(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),我碰到太多这种事情了。”林焰民对AI财经社说。
他这几天看到了太多利益之下的人性之恶。比如有人会借着捐赠的名义,到他这里拿货;也有人盖假章,撒谎要把口罩用到医院里;甚至一些工业领域的老客户都找上门,跟他说工厂里急需口罩,但实际上现在很多工厂都没有开工。后来林焰民发现,很多人都没有把口罩捐赠出去或者卖到医院,最后都是五倍甚至十几倍的价格在外面倒卖。
“各种人想尽办法,跑到我工厂门口来,两天三天不走,骗到一批货马上高价卖,这样子的人太多太多了。”林焰民说起这事,非常痛心。疫情当前,总有人打着发国难财的心思。林焰民已经决定不再对外供货,把全部产能交给浙江省经信厅统一调配。
马玉卿在山东临沂经营着一家劳保用品公司,也做日用百货类的口罩生产。这两天他感觉有些受伤。
他的口罩全部卖给了下游经销商,但消费者都投诉到了他这里。前几天,他接到一个电话,对方花了3元钱一片买了他们生产的口罩,骂他是黑心商家。他把发货清单给对方看,他是四毛钱一片卖出去的,但到了消费者手中已经涨到了3元。“我们现在一天十几起投诉,投诉你各种证件不齐。我们害怕了。”再加上他的质检报告已经过期了,也已无法继续生产。
而疫情在春节前夕突然爆发,也加重了涨价的趋势。林焰民的工厂从1月18日到21日开始陆续放假,外地的先走,20日还开了年会,宣告一年的结束,所有人都准备回家欢度春节。但在当天,林焰民接到各地经销商和镇上的电话,疫情加剧,需要大量的口罩物资。
年会变成了动员会,林焰民连夜动员员工,放弃休假,并保证一直到疫情结束,所有员工额外加3倍工资。通常,一线员工的日薪大概是160元,现在直接变成640元。

所有人都在不计代价。大年三十让原材料厂家开工发货,陆运走不了就发航空。林焰民做了粗略估算,考虑原材料涨价、物流涨价、人工成本上升,一个口罩的生产成本的涨幅在2倍以上。
马玉卿生产的是一次性普通口罩,成本大概在1毛钱左右。但现在他给白班工人的工资涨了7倍,给夜班工人的工资涨了12倍,材料加了六七倍,即使销量大分摊成本低,总成本也增加了四五倍。“市面上口罩的价格不是生产商炒作的,是经销商在炒作,我了解的所有当地厂商的销售价格,没有高于1块钱的。”马玉卿所在的山东临沂也是中国主要的口罩生产地之一。
但工厂成了口罩涨价的背锅侠。
“我觉得小口罩厂应该站出来,能不去谋求暴利就不要谋求暴利,因为国家太需要口罩物资了。”林焰民呼吁。他的仓库还有疫情爆发前生产的1000多万只口罩成品和半成品,林焰民决定全部按原来的价格销售,而后续的产品再根据生产成本进行调整,保持原来的利润。
供应之困何时缓解?
尽管春节前,所有人的目光都在关注口罩、防护服等医疗物资,但到目前为止,依然无法完全满足所有人的需要,缺口还很大。
林焰民在浙江有三个工厂,无论是员工还是机器,这段时间都在超负荷运转,几台机器都已经出现故障。而更加疲惫的是一线工人,很多外地员工放假早,没能返工,现在在生产的都是附近的工人,年龄最大超过50岁,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,从21日到1月31日,这些工人只有年三十放了半天假。
现在高等级的口罩都采用超声波机器,无论是KN95口罩、医用外科口罩和医用防护口罩,普通医用口罩,都是全自动和半自动超声波机器做的。林焰民认为,如果要从根上解决口罩的量的问题,其实是在机器上,而不是在人上。
口罩紧缺时,浙江建德政府给林焰民调了一些人来工厂帮忙,但这些人只能做包装等普通的工种,对产量的提升微乎其微。

“如果能生产大量全自动口罩冲片机,能解决很大一部分的产能问题。”林焰民说,而现在制作口罩设备非常缓慢,最快要一个月时间才能出来一台成型的机器。一个尴尬的现实是,口罩设备厂集中在湖北仙桃和广东,这两个地方都遭遇了严重的疫情。
疫情下,从原材料到生产、到工人培训、再到物流,口罩生命周期的整个流程都要适应非常态。
仓库的打包工人放假了,刘景善用高薪和使命感把他们请回来,但物流运输又面临很大难题。“一些物流公司在这次疫情当中,并没有发挥好整个社会对它的期望。”刘景善说,反而是平日被骂得最惨的邮政在继续运转。
腊月二十八开始,刘景善去了江苏工厂待了10天,起初觉得赚点钱,以为当晚就能回去,但形势紧任务重,赚钱的想法变成了完成家乡使命,就一直留在了工厂。“一双鞋子、一件内衣,熬到了前天(1月28日),跟乞丐似的。我女儿一直跟我打电话,叫我回去看她,但是我照顾不了她们。”刘景善声音哽咽。
他眼下看到的最大问题是工厂原材料稀缺。口罩最核心的是熔喷过滤层,它决定了一个口罩的防护能力。如今,KN95的熔喷材料从之前三四万元一吨涨到现在七八万元一吨。
口罩产业的分布也是一个非常尴尬的现实,大部分口罩厂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,一次性口罩厂则大部分在湖北仙桃和河南新乡。如果按口罩数量计算,湖北仙桃是我国口罩生产最多的地方,但这里又是疫情严重的地区,很多地方被隔离,“中国最大产能的地方,现在生产不出口罩。”林焰民感慨道。
湖北仙桃口罩厂的日工资已经开到了850元,但即便这样,口罩工厂的产能依然没有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。
“各种条件都限制你不可能爆发式增长,”林焰民说。而且做口罩不是把原材料和机器买到,马上就能生产的,员工需要至少一个月的培训期,“不可能一下子把量冲上去”。
国民恐慌性采购也在加剧KN95和医用口罩的短缺。在口罩紧缺的情况下,要开源还要节流。事实上,大部分人接触的人群有限,不需要最高防护等级的口罩。
世界卫生组织1月28日在其官网刊登了新冠病毒的使用口罩建议,在这份指南的前言中提到,在非必要情况下佩戴医用口罩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开支,带来采购负担,并营造出虚假的安全感,使人们忽视其他一些基本的防护措施,比如保持双手卫生。
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人士也曾公开呼吁,社会各界正确认识KN95口罩的科学使用问题。1月31日,上海医疗救治组组长张文宏在电视直播中说:“我看到在大街马路上,很多人戴着N95口罩,这没有必要,戴医用外科口罩就足够了,外科口罩可以几亿级地生产。那边摄影的同志戴的就是N95,这个就不需要了,要给医生用了。我有N95,但我今天用一个N95,我的临床团队就少一个。”

钟南山院士在接受央视采访时也提醒,实际上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防护,不一定非要戴KN95口罩,一般的医用型防护口罩,是能阻挡大部分带有病毒的飞沫进入呼吸道的,在公共场合也就够用了。
北京疾控中心也指出,一般民众不建议推广使用KN95口罩。“因为它的通气效果不如医用口罩,从价格讲也没有必要造成新的浪费。”
“不一定要用KN95,达到了一定的过滤级别就行了,普通老百姓远离人群,普通口罩就够了。”刘景善也持类似的观点。KN95的口罩比一次性口罩要贵8-10倍左右,而且熔喷靠的是静电吸附原理过滤,一旦戴的时间过长或者受潮,就很难有静电吸附效果。
“大家非要买等级最高的,真没必要。”林焰民对AI财经社说,“你不去人口密集的地方,不需要这么恐慌去抢购口罩,把口罩留给有用的人”。
林焰民的企业是国家一级物资储备单位,经历过2003年的非典和2009年的猪流感,知道如何以最好最快的方式应对,“但这一次我感觉是最累的”,防护需求的短时间爆发让他没有丝毫喘息的机会。
眼下,尽管KN95口罩和防护服等物资依然面临着短缺,但随着政府统一接管口罩工厂,管控市场秩序,一切在向着良性的方向前进。1月31日,微信公号上海发布公布,上海市政府决定,优化全市口罩供应,从2月2日开始居民在各居(村)登记预约,到指定药店购买,第一轮每户可购买5只口罩。厦门则对口罩施行在线预约登记,摇号购买。有序的口罩供应将要逐步展开。
只是口罩供应难题依然还将困扰着各地一段时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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